【影展回顧】短波二：鄭文堂：「人生不能放棄拍攝的電影《送報伕》」

主持人：很高興邀請到鄭文堂導演來跟我們分享拍攝《送報伕的》心路歷程。請問導演，你對日治時代有怎麼樣特別的感情，會想要拍這種日本對台灣不公平待遇的電影?

鄭文堂導演：主要是楊逵啦，我在大學的時候的讀過他的作品。後來大學畢業，有機會看到他。他那時坐牢出來一陣子了，我聽到楊逵在淡水，我就趕快跑去。看到他的時候我就覺得他是個很獨特的人。因為他被國民黨抓去關，出獄後，還是很積極的在面對他的人生，我記得那天他說了一句話：我是全世界稿費最貴的，才寫了不到一千字就關了12年。

前兩年王小棣導演找我拍《送報伕》的故事，我覺得這是人生絕對不能放棄的事，不管任何大的事都能拋掉，但這件事不行，所以就拍了這部片。

我是用很寫實、很通俗的語調在講這件事，會覺得要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主持人：因為現場時間的關係，我們把問答的機會交給觀眾朋友們。

觀眾:請問導演本身有經過日治時代還是有聽過很多人講日治時代的故事?

鄭文堂:我還沒那麼老啦！日治時代是在1945年之前，我是1958年出生的。我家跟日本有點關係，我家人有兩個人娶了日本太太，所以家裡有一些日本的調子，但這個是很微弱的問題，大部分是政治上的啟蒙。我剛剛在看後面那部戲，題材滿豐富的。台灣是個故事之島，台灣的故事非常多，只是我們一直沒有去看看它，我們到處都是故事，它的一個創作理念、歷史脈絡對我來說是很獨特的。其實都跟台灣息息相關，整個二戰的歷史，讓台灣變成這樣一個島，犧牲了多少人，不知道為誰而戰，到底是打什麼仗，好像替日本打，可是日本也不是我們的國家，台灣一下子日本戰敗後又丟到國民黨的手中，也不知道這個政府是怎麼回事。所以台灣的命運真的是很獨特，我剛剛在看後面那一部，我也覺得好多故事可以拍。

所以我覺得拍楊逵的《送報伕》是一件很迷人的事。

楊君其實跟後面的神龍特攻隊是有點關係的，流落到日本，為了生活。但是台灣又發生了很多家裡的事。有機會可以看一下《送報伕》，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悲慘的故事。我只節錄了比較抗爭的那個段落，事實上它是一個非常悲慘的台灣家族的歷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