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
策展人David
李政亮,輔大法學士、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
鄧兆旻,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規劃學院碩士。Giloo 紀實影音總監,視覺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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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紀錄:江姿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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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開場白):首先感謝大家來看電影,現在有一個小型的座談會,討論電影,邀請到兩位CNEX的朋友 李正亮(掌聲)和鄧兆旻(掌聲)。我是城市影展的策展人Dave(掌聲)。想先請教兩位,看完電影我很好奇,原本的劇情片拍得如何,你們有看過嗎。
李:今天在看紀錄片的時候就在思考該如何去談論這部紀錄片。今天應該來談論紅色青春記憶的再現與實驗。《入戲》這部紀錄片的起源就是葉京導演為了拍攝《記得少年這首歌》而產生的電影。從紅色記憶來談,台灣觀眾可能不太熟悉葉京導演,他此前有一部電視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2006年在中國有一定的影響力。而《記得少年這首歌》在上映前還特別加入1969這個年代的記憶。台灣觀眾可能不太認識葉京導演,但是他邀請到兩位中國電影圈為人熟知的王朔和馮小剛作為電影製作。
兩位製作並非只是單純掛名,王、馮、葉三人剛好是軍人子弟,一起在軍區大願長大。王、馮兩人分別在不同年代將幼時的青春紅色記憶逐一發表,成為中國電影界經典作品,例如王朔的動物兇猛,描寫自身在軍區大院長大的過程;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便是根據王朔的動物兇猛翻拍的。有趣的是,姜文也是一位軍人子弟,但並非從小在軍區大院長大,而是到就讀中央戲劇學院時才到北京。
另外,從馮小剛身上,我們也能觀察到很多軍區大院成長的影子,例如中國第一部劇情長片《甲方乙方》裡面有橋段,接見外交使節時背景是一個訪中南海的建築,都是將童年軍區大院的記憶放入到電影中。這些被京大院子的父輩都是軍人,展現對父輩的尊崇。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姜文飾演的主角,面對鏡子呈現對父輩的尊敬崇拜,認為自己也會繼承父輩的意志為守護國家而上戰場。北京大院子弟精神世界中支撐他們信念的人,第一位是毛澤東,第二位是列寧,大院子弟將它做為比喻,以其作為範本判斷革命應當如何進行,做討論。葉京欲在2012年的當代重現他們那個年代的紅色青春記憶。我們可以發現不同年代,這些導演如何在電影中呈現記憶中的紅色青春文化。本次紀錄片可以被認為是葉京在做一次實驗,葉京認為這個時代不好,年輕人沉迷3C產品,透過實驗將現代年輕人再度拉回以往純真的年代。紀錄片中還有一些有趣的情節,在後面我們可以陸續討論。
鄧:回到剛剛Dave的問題,葉京的劇情片好像最後並沒有拍成。好玩的是,電影沒有拍成,紀錄片卻上映。相關事實中。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最後一場批鬥的是葉京指示,讓劇組進行。整個紀錄片的走向與事實,可以說是葉京精心的設計。在最後的訪談中,我有讀到的是,本次紀錄片導演提到,在和葉京討論事件時,葉京覺得這次紀錄片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將劇組內的青年給順利洗腦。這句話聽來好像是整個劇情片完成與否並不是一件太重要的事,重點是他成功地完成這場實驗,過程完整呈現在紀錄片中。
李:順著剛剛趙文德的講法,我在看紀錄片時,確實有這樣的感覺,葉京彷彿是黨中央,劇組在山區裡是某個地方,中央和地方還有一個指導員做連結,葉京最後有趣現場訪查,每個演員都像見到毛主席似的興奮
這樣的洗腦模式在中國有一部蠻類似的電影,台灣翻《惡魔教室》,是在講述課堂上教授獨裁政治,學生在課堂中模擬獨裁政治,後來發生悲劇。這部電影在中國其實蠻有意思的,有一群人在反思洗腦這個問題。在中國,有意識的人可能不會直接批判教科書或愛國教育,而是另闢模式,從外國電影間接批判洗腦的可怕。今天這部電影在最終也體現對人性的一些衝擊。這部電影可以繼續討論,在紀錄片中,葉京提到,只有在60年代那樣集體團結的時代中,中國才有可能和美國抗衡。有意思的是,現今中美在貿易上的對戰,在可見的未來,這樣的紅色思想是否有可能重新問世,值得思考。
DAVE: 請兩位各自介紹自己和紀錄片的關係。
鄧:我是Giloo 紀實影音總監鄧兆旻。Giloo是一個去年八月營運的線上關影平台,主要收錄一些紀錄片和實驗電影。今天是我第二次將紀錄片晚整看完,心中有一些感觸。我覺得紀錄片裡某些內容我們在看的時候會覺得好笑。我覺得游牧選擇在前空軍基地播放這部紀錄片非常有意思。其實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很多集體主義的實驗之所以會失敗在紀錄片中都能瞧見縮影,因為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思想,但集體主義卻試圖同化每個人的模樣。即使在西方烏托邦的實驗,這樣的衝突,最後都會讓組織瓦解。這部片子提醒我們,人很常手集體氛圍影響,在現今台灣也是相同狀況,提醒群體中的我們應當注意這樣情境的發生,就算沒有解法,還是要一直體醒自己。
Dave:我看這部片子也有一樣的感覺。儘管文革是距離我們是幾十年前的事件,遙遠過去,可這樣的事情在現在和未來都可能發生,這部片子是在提醒我們每個人都要注意小心決定。
橘:想到《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在類似場地播放俄國電影。所謂紅色青春記憶幾度在中國佔有文化優勢地位(軍人,北京,軍區大院)。在他們的記憶中,從兩個面向探討,一是英雄主義式,和其他國家作戰。二是集體主義式,個人是屬於集體的,必須團結以對抗外國侵略者。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有一個有趣的事件:潘曉事件。所謂潘曉事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在中國青年這個雜誌,收到讀者來信,潘曉在心中訴說人生種種困難,例如:潘曉自小篤信雷鋒、《鋼鐵是怎樣練成的》這樣革命作品。他相信個人要不斷批判組織,雙方同時成長進步。但潘曉在工作崗位中體現集體主義思想,卻失效,反而受組織反對。年輕人開始反思在群體中是否該擁有私心?該如何取得平衡。
其實關於中國社會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對照,各面向各有不同討論,自由與保守,開放對權威,個人對組織。年輕人對自我和社會之間的反思是否有出現。在當今中國社會,值得被注意。站郎二這樣中國式英雄敘事電影,屬於廉價式愛國主義,他的票房結構非常有意思,一線城市的收視率僅占少數,而二、三線城市占大多數。小鎮青年為中國未來的關鍵。隨著網路媒體崛起,許多青春小說皆是以北上廣做背景,多針對小鎮青年做描寫。在中美貿易下,即有可能是集體主義重新興盛的爆點,發起者很有可能是小鎮青年。該讓清醒的力量交流與結合重新運作,壯大清醒的力量。
Dave:後來這部紀錄片在中國有機會上映嗎?
鄧:有的。在中國一個曾經很獨立的影展First(全名:西寧FIRST 青年電影展)播映。中國觀眾以一個遙遠的角度去觀看這部電影,觀影人的用字明顯表現出參與者認為自身與之的距離感。作為一個電影圈裏的人,裡面有些有趣的橋段討論。批鬥大會中,李勇戲中的父親主動上台將批鬥板子和帽子帶到自己身上,在那當下,所有人無所適從。片名取作入戲,確實在電影中,每位演員必須入戲才有可能將戲演好。進入401後,在那個狀態下,所有人用心詮釋自己角色,可是在請假事件這一個外來事件影響下,事實上是由導演指令而產生的批鬥大會。
戲中飾演爸爸的人,在戲中要負擔戲裡兒子在真實世界中所犯的過錯。在李勇父親上台那當下,所有人手足無措時,我自身的解讀是李勇戲中的父親確實不是他的親爸,在一個極短的瞬間每個人不知該如何反應,反而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點,忽然之間戲劇這個事情被呈現,他指示李勇戲中的爸爸,為何要承擔真實世界裡的錯誤。還有紀錄片最後一幕拍攝學生入境的畫面,學生們也是一臉懵然。還有演員從一開始的嘻笑到發自內心角色融入。電影在拍攝和製作的時候,組織很容易複製導演的指令,導演掌握最大決定權,所有人以拍完電影為目標,複製大大小小的劇組了。這部片某個程度上體現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情時所遇到的困境與矛盾,譬如游牧影展。
Dave:批鬥大會上,大家激動的批鬥陳思遠說電影無法拍完,最後電影卻因其他因素沒有上映,拍攝結束。
李:批鬥大會上有的人的情緒強硬,有的人啜泣,有的人軟弱,彷彿一個儀式,每個人都很貼近自己的角色,馬上很自然地進入角色情景。在2006年,中國有一部紀錄片,描述一名在文革時期拍攝很多畫面的攝影師,帶著照片,尋找當初批鬥他人的人。他找到一間廟,廟裡的師傅恰好是某張照片裡批鬥老師父的小和尚。拿著當年的照片詢問她現在的心境如何,當年的小和尚裝傻,不按承認,背後是有關歷史該如何被反省,問題該怎麼被解決。
張藝謀拍《山楂樹之戀》將文革為時空背景拍攝純愛物語,並不是真的在探討文革這件事。中國電影力求贏過美國,很基本的歷史討論並未被打開。現在大片時代反而很多電影被禁播的案例很少,電影成為印鈔機的模式,很多電影只為商業謀利,對政治議題避而不談,避免被禁播影響劇組利益,是中國社會當今的困境
Dave:觀眾有沒有問題或分享心得。
觀眾1:後面是否有持續追蹤十三人狀況
鄧:有的。拍完後,導演有和演員談天。得到的反饋是,演員們都很後悔當時的反應。導演是很驕傲的因為它成功的影響和洗腦當下演員的情緒。據我所知導演當時留下很多剪接素材。紀錄片的速度快速剪接,完全針對事件本身,突然切換到批鬥大會,忽然電影結束。某個程度上,我們知道背後有很大的歷史存在,但同一時間告訴我們的是,我們每個人都可發生,我覺得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這已經是很好的結果了。
Dave:紀錄片的鏡頭從何而來。一般拍攝電影紀錄片多是針對幕後花絮做拍攝剪接,我想知道這些演員的日常和突發事件鏡頭和素材是從何而來。
鄧:紀錄片導演並無預設自己是未拍電影幕後花絮為目的。劇情走向會有如此巨變也並非他當初預想狀態。很多人說紀錄片的拍攝很多時候需要的是運氣。運氣好時可能會遇到無法寫出的劇本情境,真實生活可以比戲劇更戲劇。但是我覺得錄片導演可以取得劇組的信任,架設攝影機,他有他的能耐,也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觀眾2:上網搜索後,好像2016年有一部同名的電影。我想確認這部片是否真的有被拍攝出來?
鄧:我收到的資訊確實沒有完成,如果你有找到已經電影已經上映的相關資料,我想我應該再去做求證。
觀眾3:紀錄片中,導演有兩個鏡頭讓我覺得有無言的控訴。因為此前在401時播放文革影片有個鏡頭是所有民眾都是很熱情純真的時代;到最後一個鏡頭,具焦在一個懵懂卻流淚得學生臉上,我是覺得導演在藉由過去的歷史做無言的控訴和警告。
鄧:應該是吧,在紀錄片的剪接上有很多畫面的重疊,在一個時間點上,畫面在過去和現在做轉換,透過這個方式在提醒我們做個對比,同一個時間什麼變了什麼還存在,透過如此拍攝手法提醒觀眾。我覺得拍片不可能沒有自身意識型態和出發點,很明確的要觀眾針對過去和現代做對比。
觀眾4:剛剛有提到電影有很多素材,拍攝內容完全為非公開場合,並沒有紀錄片導演和演員的個別鏡頭,比較好奇刻意讓導演身分不再場,沒有畫外音,包括鏡頭只出現在公開場合。是不是有對演員的私下討論會讓紀錄片更精采?其實看到中段我一直認為演員們在演戲,那個真實感令我懷疑
觀眾5:我想我們可以期待續集,片子在2016年拍完,剛剛提到是否有個人訪談畫面,可能要等到電影政諞上映後才能做公開,這樣才不會影響電影本身。在看完整個紀錄片,背景設定在中國,但身在台灣的我們是否也能去做思考,自我審查,也是我們關心社會得一種方法。
鄧:那部電影並沒有上映戲院發行。紀錄片導演不可避諱,所有人面對鏡頭的反應應該有所改變。隨著時間過去,期待演員會適應鏡頭,忘記鏡頭的存在。這是所有紀錄片導演應該注意的事項,不然很有可能拍除很天真的作品。
Dave:近十年從西方引進實境秀的拍攝模式,已經變成正常的拍攝手法,一群人相處,面對事件,可以做此理解,個別訪談是較偏向個人主義的模式,本次紀錄片針對集體主義作討論,所以省去個別訪談橋段。
李:真正的文革時期其實人人也在演戲,在情境中,被迫進入儀式,參與演出,是人性很沉痛的一面。原來大家很期待中國電影市場,和中國電影合作,但電影主題上有很大的雷同,脫離不了探親,和解主題,失去電影和真實社會結合的相關力量。我們一職很強調台灣是否有很出色的導演或編劇,但我個人認為更重要的是如何培養觀看台灣電影電視劇的觀眾。